“我们每天都在枪火之下。” 哈里斯访问黄功吾:一张世界著名照片的前世今生

近期推出的露西大师工作坊成为国内摄影人和爱好者关注的焦点,但其实这两位授课大师的背后有着更多未在国内发布过的传奇经历。


在黄功吾1972年拍摄《火从天降》之后,黄功吾和他的好友哈里斯在后来的40多年间三次同行造访越南,期间他们更用镜头见证了越南的变迁,下文中的图片正是哈里斯镜头中的越南,更有哈里斯对黄功吾的访谈,让我们了解到黄功吾《火从天降》从诞生到全世界流传,同时提前结束越战这样摄影史上奇迹背后的故事。



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或之后,您也可以点击这里了解2018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黄功吾与马克·爱德华·哈里斯两位大师共同授课的中国首届露西工作坊

IG工作坊 美国露西基金会&IG映界影像艺术馆 联合举办中国首届摄影大师工作坊




“我们每天都在战火之下”


——马克·爱德华·哈里斯对话黄功吾



哈里斯:我的好朋友、摄影师同行黄功吾(Nick Ut)这样回忆,他乘坐的车正行驶在越南高速号公路1号上,驶向位于全邦的村庄。


2009年,在黄功吾洛杉矶家中的书房里,哈里斯拍下这张照片


正是在那里,他以一张照片向世人展示了越战的恐怖,并以这张照片荣获普利策奖。一枚南越空军扔下炸弹,瞬间灼烧了一个小女孩,使得她疯狂跑着,逃离村庄。



《火从天降(战火中的女孩)》   注:本文所有照片除《火从天降(战火中的女孩)》为黄功吾拍摄外,其余照片均为马克·爱德华·哈里斯(Mark Edward Harris)的摄影作品。


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这已经是我和黄功吾的第三次越南同行,也是首次一起到邻国柬埔寨旅行。


其中有八天的时间,是在湄公河如今已经宁静的水面上航行,我们乘坐着一条名为“兰花河”的优雅河船,这让我们有机会探索东南亚最重要的河流系统,并讨论黄功吾从地狱般的战场到好莱坞的职业生涯,回到洛杉矶以后,他还继续在为美联社拍照。


1951年,黄功吾出生于越南隆安,一个推迟自己的电影职业生涯,走上战场担任美联社战地摄影师的人。


在越南战场上,黄功吾失去了他的哥哥:1968年10月,一个越兵子弹突然结束了他的生命。在其嫂子的帮助下,哥哥去世的第二年,黄功吾第二年在美联社找到一份在暗室里的工作,开启了其职业生涯。


2014年,湄公河上景色


黄功吾与越南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他记录了祖国在战争中的恐怖,并看到它从灰烬中崛起,成为了今天充满活力的国家。但他永远不会忘记1972年6月8日这一天,在湄公河的“兰花河”上或者在高速公路1号上。


2014年,越南湄公河上小镇的砖厂


对于越南全邦而言,这是糟糕的一天。这并不是说其它日子都很好,至少在越战期间没有多少好日子。高速公路1号现在是连接西贡和柬埔寨的重要交通动脉。这个动脉在整个“冲突”中喷出了鲜血,可怕的1972年6月8日,是被胶片记录下来的、关于这场战争中最悲惨的一天。


同时在事件现场的有其他记者和摄影师,但是黄功吾抓住了“决定性瞬间”。就是这一瞬间,一些生命会消逝,改变许多全邦小村庄居民的生活,其中,一个名叫潘金淑的九岁小女孩成为这场战争的代表面孔。



在洛杉矶橙郡,黄功吾与潘金淑合影


哈里斯:让我们回到1972年6月8日这天早晨。


黄功吾:那天,我在早上七点离开西贡。大约早上七点半左右乘车到达全邦。在战争期间,我一直在高速公路1号上,当时高速公路上没有灯,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路程。


到处都有埋伏。在美国人和南越军队向越共开枪后,他们会在路边留下尸体作为警告,不要参加或协助越共。一些越共非常年轻——仅仅15岁。


2014年,在越南全邦高速公路1号旁的一个小女孩。1972年,同样是这个村庄,黄功吾拍摄了《火从天降》中的女孩。


1972年6月8日,全邦周围已经是激战的第二天。当我开车到达那里时,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是一名美联社摄影师,那天有很多其他媒体—— ABC新闻、BBC……有超过10名摄影师在那里。

那天早上,村里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和轰炸,所以一些媒体在凝固汽油弹被投放之前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获得了足够的资料。但是下午12:30左右南越空军投放了凝固汽油弹。



哈里斯:你那天带上了什么相机和设备?


黄功吾:我有四个相机:两台尼康和两台徕卡,以及24毫米、35毫米、50毫米、105毫米、200毫米和300毫米的镜头。四十年前,你需要携带很多镜头。这不像现在我们拥有非常锐利和快速的变焦镜头。我有大约50卷Tri-X胶卷和一些彩色负片和几卷反转片。



2000年,西贡,纪念这座城市陷落25周年而举行的游行


当我第一次看到凝固汽油弹爆炸时,我以为村里已经没有平民了,在前两天,成千上万的难民已经逃离了这个村庄。四枚凝固汽油弹被投下后,我开始看到人们从火球里跑出来,浓烟弥漫,我拿起我的尼康相机,装上300毫米的镜头,开始拍摄。当他们靠近时,我用了徕卡。首先有一位祖母带着一个婴儿在我的相机前死去。然后我透过我的徕卡的取景器看到,这个裸体女孩正在奔跑。我想,“哦,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孩没有穿衣服。“我一直用35毫米的徕卡M2拍摄,光圈是f2。那台相机现在在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里。


2003年,下龙湾学校穿着制服的学生


我几乎用了一整卷Tri-x胶片拍她,然后我看到她的皮肤在脱落,于是停止拍照。我不想让她死。我想帮她。我把相机放在路上。我们把水浇在这个年轻女孩身上。她的名字是潘金淑。她不停地大喊“太热了”。那时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在震惊的状态中。


2003年,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婴儿在萨帕的一片田野上行走


她的叔叔问我是否会把所有的孩子带到医院。如果不这样做,我知道她很快就会死。我立刻说,“是的。”潘金淑不停地尖叫:“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她的身体被烧伤的很厉害,眼泪喷涌而出。我那时以为她会在我的车里死去。当我们到达位于古芝的医院时,没有人可以救她,因为那里已经有很多伤兵和平民。当地的医院太小了。他们问我:“你能把所有的孩子带到西贡的医院吗?”我说,“不,她会在任何一分钟死去。” 我向他们展示了我的美联社媒体通行证,并说:“如果其中一人死了,你就会遇到麻烦。”然后他们首先处理了潘金淑,因为她受了重伤。然后我回到西贡的美联社办公室去冲洗我的胶片。


2003年,在越南大叻附近村落,孩子们爬上了一个摊位。这个小镇也被称为鸡村,在附近有一个大型的混凝土雕像。



哈里斯:你是自己冲洗照片的吗?还是那时有专门的暗房技术人员?


黄功吾:我和东南亚最好的暗房操作员,同时也是一名编辑的石崎·杰克逊一起操作。我们把胶卷卷到片轴上。一共有八卷胶片。他在我刚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就问:“黄功吾,你拍了什么?”我说:“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胶卷。”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大约1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的。杰克逊看着这些照片问道:“为什么这个女孩是裸体的?”我说,因为她被汽油弹炸伤了。他听到了这一消息,并裁减了一张负片,并冲印了样片。当时值班的编辑是卡尔·鲁滨逊,他说, “哦,不,对不起。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在美国使用这张照片。”


2014年,高尔夫传奇人物和球场设计师格雷格诺曼给同伴高尔夫球手罗伯特罗克参观了他新设计的球场——布拉夫豪特拉姆道


然后美联社在西贡的图片编辑霍斯特·法埃斯, 以及美联社的记者彼得·阿内特在午餐之后回来。霍斯特看到我的照片,问道:“这是谁的照片?”其中一位编辑说是我。他让我讲述这个故事。然后,他对每个人大喊:“为什么这张照片还在这里?马上传照片!“然后他开始看着我的胶片放在灯箱上,裁剪出他想要的画面。这张照片在西贡时间三、四点左右,由西贡送到东京,然后由无线电传真发送器从东京送到纽约。


2014年,河内的邮轮上,走出客舱的乘客



哈里斯:美国的编辑对这张照片如何反应?因为里面包含了裸体。


黄功吾:我们接到来自纽约的电话,说这是“一张惊人的照片”,并要在世界各地使用。其新闻价值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裸体元素)在这里是OK的。第二天早上7点半左右,霍斯特·法埃斯、彼得·阿内特和我再访了全邦村。当时,[南越军队]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拍摄了潘金淑的照片。他们遇到了很多麻烦。美国军方还抱怨说:“你为什么让摄影师拍这张照片?”



2014年,下龙湾一景



哈里斯:为什么南越空军会轰炸该村?


黄功吾:在潘金淑的房子外面,有越来越多的越共和北越军队。轰炸结束后,尸横遍野。他们精确地投放炸弹,这并非是一个意外。他们不知道有平民在庙中避难。在他们投掷下凝固汽油弹之前,南越部队投掷黄色烟雾弹来标记寺庙附近的目标。


哈里斯:之前平民是否被警告逃离他们的村庄?


黄功吾:并没有下达过正式的警告,但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天,所以每个人都认为所有的乡民都已经离开。此前已经投下过很多炸弹,但却是首次在战斗中投下凝固汽油弹。


孩子们列队上学,2003年



哈里斯:在战争期间你自己受伤了,所以你知道成为战争受害者是什么样子。


黄功吾:我受了三次伤。第一次,我在柬埔寨被一枚火箭弹片击中。然后,我在全邦做了一个关于潘金淑的后续故事,这是在凝固汽油弹爆炸的三个月后,一个迫击炮伤及腿部。第三次又是在柬埔寨。许多战地摄影师都“随身带着”战争永久“纪念品”。我腿上仍然有一个小“纪念品”。


孩子们从下龙湾的桥上跳下


[编者按:黄功吾有另外两次接近死亡的经历。他驾驶汽车驶过一个幸而没有爆炸的地雷,另外一次是1971年,在最后一分钟被一名同事替换,没有登上一架后来被击落的没有一位幸存者的海军直升机。]



哈里斯:由于6月8日的事件,潘金淑经历了很长的康复之路。


黄功吾:在我把她带到医院的几天后,潘金淑被转移到了西贡的巴斯基医院,然后在此待了一年。当她回到村庄,我曾去拜访过她。不过,那时她家的房子被毁坏了。


我后来曾多次回到全邦。潘金淑的弟弟大约在十年前去世了,他在妻子现在在全邦经营着一家面馆,里面挂着我的照片。潘金淑的表兄弟仍然居住在全邦,并且经营着一家小商店和餐厅。


在古巴,那是我在战争过后第一次见到潘金淑,她的男朋友在那里。潘金淑告诉我:“黄功吾叔叔,我想我会和他结婚,但我不认为我父亲会喜欢他,因为他来自北方。”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喜欢这位男朋友,因为他把潘金淑照顾地很好。


他们在古巴结婚时,他们并没有钱,但来自古巴和其它国家大使馆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可以去度蜜月。1992年,他们前往莫斯科,在返回途中,在纽芬兰省的加油停留期间,他们要求在加拿大获得政治庇护。最终他们搬到了多伦多,生了两个男孩。作为联合国亲善大使,潘金淑经常全球旅行,非常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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